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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追憶歸僑將軍曾生:散盡家產打游擊

    來源:南方雜志 2017-12-07 17:33:00

      在剛剛過去的抗戰70周年閱兵式上,首次編組受閱的英模部隊中,華南游擊隊赫然在列。提到華南游擊隊,就不能不提聞名中外的東江縱隊。作為共產黨在廣東東江地區創建和領導的人民抗日軍隊,東江縱隊立下過赫赫戰功,而這都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——歸僑將軍曾生。

      人物檔案

     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38年10月,遵照黨的指示,從香港回到坪山組建抗日武裝。1943年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家縱隊總司令。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,先后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、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、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、交通部部長等職。

      他是一名歸僑將領,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;他畢業于中山大學文學院,一天軍校都沒上過,在1955年新中國授銜的將帥中顯得頗為獨特;他領導了一支人數不多但影響力極大的隊伍,抗戰結束時作為華南區的指定代表,與華北區的聶榮臻、華東區的陳毅、鄂豫兩省的李先念,分別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……

      他就是東江縱隊司令員——開國少將曾生。對于這個名字,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輕人可能感到陌生,但老一輩的革命家卻無人不曉。

      時代早就翻開了新的篇章。但是回顧華南抗日的烽火歲月,曾生和他帶領的東江縱隊的故事,永遠也不會過時。記者探訪了曾生的后代,追憶那段不能忘記的歷史。

      學生時代,他就是“抗日熱血青年”

      1928年,18歲的曾生從澳大利亞悉尼商學院中專部畢業,跟隨身為華僑工人的父親回到家鄉,即今天的深圳市坪山新區。

      “在海外的幾年,父親開闊了眼界。報效祖國的志愿,就在那時形成了。”曾生的長子曾世平解釋說。

      1929年9月考入中山大學附中后,曾生曾經被莫名其妙地抓進了監獄。曾生在獄中才弄清楚,原來是在軍閥派系斗爭中,廣東軍閥陳濟棠為了抓捕異己人士的房東,而錯將只是房客的他也抓進去了。

      “恰恰是這次‘冤案’,讓父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。”曾世平說,在監獄里,曾生看到許多共產黨人寫的革命標語、口號和詩詞,由此對共產黨產生了好感。“這次坐牢,實際上是給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啟蒙教育。”曾生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。

      出獄后,曾生升入中山大學文學院就讀,并加入了中國青年同盟,開始從事革命工作。在大學期間,他參加了很多轟動一時的革命活動。

      1935年,北平爆發“一二?九”運動。消息傳到廣州,中山大學的學生立即轟動起來。曾生帶領學生、市民2萬余人游行示威,憤怒的游行隊伍涌入了壓制學生抗日的教育廳,將辦公室搗得七零八落,最后還砸了教育廳的牌子。

      該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領導的關注。1948年,毛澤東主席曾經對首次見面的曾生說:“你們砸了不準抗日的教育廳,打得好!”

      然而,這一事件卻激怒了當時統治廣東的軍閥陳濟棠:“這不是造反嗎?學生既然今天敢打教育廳,明天就敢打我的總司令部!”隨后,陳濟棠開展了血腥鎮壓,派兵搜捕廣州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骨干。

      曾世平告訴記者,1936年初,曾生被學校停止學籍,只得離開廣州,到香港的英國昌盛輪船公司當“走鐘仔”(哪個房客的電鈴響了,就去問需要什么服務)。在香港,他繼續進行革命活動,發展海員工人運動,包括籌辦“余閑樂社”組織愛國海員,宣傳抗日并募捐錢物,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,等等。直到當年9月陳濟棠垮臺后,曾生才得以回到中山大學繼續讀書,并繼續領導著香港的海員工人運動。

      開創東江縱隊,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

      1938年10月12日,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踏上惠陽大亞灣,大舉入侵華南,直逼廣州,惠廣戰役隨即打響。

      就在日軍登陸大亞灣的第二天,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,在香港土瓜灣召集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等同志,研究回東江組織抗日武裝。當時曾、吳兩人都爭相希望回去。“父親提出了他的理由,自己是東江地區客家人,語言通、地形熟,有群眾基礎,開展斗爭最為有利。”曾生最小的兒子曾凱平告訴記者,廖承志覺得有道理,遂同意了曾生的請求。

      10天后,28歲的曾生與香港市委的周伯明等人一起,趕回深圳坪山,開始組織中共惠寶工委和抗日游擊隊的活動。

      當游擊總隊在曾氏祠堂剛成立時,隊員僅僅幾十人,既沒有武器也沒有軍餉。怎么辦?曾生便與族人商量,將祠堂的五支土槍和兩門土炮、六個土禮炮拿過來,充當最初的抗日武器。

      游擊隊不僅缺少武器,更缺乏糧食。

      曾生的侄子曾馬權回憶說,他親眼看到曾生帶人回來磨自家的谷子,“然后煮一頓‘油鹽飯’吃了,每人帶一袋米走了”。經濟最困難時,為了給部隊配藥,曾生將家里僅剩的三畝田地全部賣給了德輝藥房。原本殷實的曾家,失去了最后的生活來源。為此他的母親哭了三天三夜,但并沒有阻止他。“后來奶奶一直跟著父親生活,父親也非常孝順,這也跟奶奶深明大義有關。”曾凱平說。

      在曾生的努力下,東江縱隊隊伍逐漸壯大,后來達到了上萬人數的規模。由于祖國受到日本的侵略,上千名愛國華僑子弟和港澳青年紛紛回國參加游擊隊,極大地促進了游擊隊的發展。

      “父親從學生時代開始鬧革命,在軍事上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,往后的軍事指揮,都是在戰斗實踐中學習并逐漸成長的。”曾凱平說。

      在此期間,曾生率隊轉戰東江兩岸,在敵我力量懸殊之下,頻頻打擊日軍氣勢;后來挺進粵北山區,建立了東江抗日根據地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后,香港淪陷,一批愛國人士隨時面臨被逮捕的危險。在中央的指示下,曾生開展了聞名中外的“秘密大營救”,前后營救了800多名在港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、文化名人,撤離到后方安全地區……

      1943年,抗日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,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也在斗爭中不斷壯大。當年12月2日,中共中央公開宣布,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,并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命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,由曾生擔任司令員。

      東江縱隊的發展態勢和抗日戰績,獲得了當時中央的高度肯定。

      1945年,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在“七大”軍事報告《論解放區戰場》中,將東江縱隊、瓊崖縱隊與八路軍、新四軍并稱“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”。

      而曾生和東江縱隊的名字,也出現在《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信》中,作為華南區的指定代表,與華北區的聶榮臻、華東區的陳毅、鄂豫兩省的李先念,分別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。由此可以看出其在抗戰中的地位。

      一生忠于黨,解放后為工作費盡心力

      在幾個兄弟姐妹中,曾凱平最小,跟隨父親生活的時間最長,但平時能見到父親的機會并不多。解放后,從廣東軍區到抗美援朝,從南海艦隊再回到廣東……由于工作繁忙,曾生跟家人見面機會很少。

      即使曾生回到廣州擔任市長,家人也往往難得跟他見上一面。“父親職務很多,市長、外辦主任、政法委書記甚至建委主任一肩挑,工作太忙,每天都工作很晚才回來。”曾凱平說。

      在子女的印象中,父親生性樂觀、活躍,性情豪邁。但曾世平發現,1960年擔任廣州市市長才幾個月的父親,頭發就刷刷地往下掉。“那段時間父親特別辛苦,用腦過度,人們戲稱他為‘光頭市長’。”曾世平說,隨后的三年自然災害、廣交會配套建設等,讓曾生費盡了心力。

      1979年,曾生從交通部副部長晉升為部長。自半年前開始,曾生還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長,并推薦老部下袁庚擔任常務副董事長,主持招商局的日常工作。就是這個時候,招商局開始在蛇口打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炮,從此成為了中國開啟新時代的一個地標。

      蛇口工業區創建之初,引來了不少非議。曾生力排眾議,三次下蛇口調查研究,支持袁庚創業。“沒有曾生的知人善任和支持,蛇口工業區未必能有后來的飛速發展。”深圳客家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羅洪晉感慨地說。

      而曾凱平對父親這一生最大的印象,還是他對黨強烈的熱愛。

      從學生時代起,曾生就有著強烈的愿望,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。但是,當時廣東的黨組織受到了嚴重的破壞。在廣東找不到黨組織的曾生,還到香港通過海員關系到上海去找黨組織。但由于王明的極左路線,上海海員里的組織關系也斷了。直到1936年后,廣東慢慢恢復黨組織,曾生才與黨取得聯系。

      當年10月,剛剛回到中山大學復學的曾生,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“入黨,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選擇,是我一生最大的轉折點。”在《曾生回憶錄》中,他道出對共產黨的熱愛和黨在自己心中的地位。

      在往后的歲月里,無論是戰爭時期,還是和平年代,曾生都牢記一個信念——一切服從黨的領導,始終堅定對黨的信念。

      除此之外,無怨無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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